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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慕尼黑参加的这次军事会议之外，还有一件事不妨提一提。自从1941年12月与冯·克卢格元帅发生那次不愉快的事情之后，我在慕尼黑又遇到了他。他在与我打招呼时表现出很不友好的态度，再度勾起往事，触动我的旧痛，所以我对他也极为冷淡。会议之后，克卢格先生请我到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质问我为什么对他这样反感。我对他说，我对他耿耿于怀，主要是因为在对1941年12月的事情真相进行解释之后，他仍然没有表示出一点歉意。于是，我们不欢而散。

几天后，施蒙特到柏林来看我，拿来一封冯·克卢格元帅写给希特勒的信给我看，在信中克卢格要求与我进行决斗。克卢格先生明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希特勒从不允许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将军之间进行决斗。尽管如此，克卢格还是选择希特勒做决斗的中间人。

施蒙特代表希特勒向我解释说，元首不希望我们两人之间发生决斗，同时希望我们以适当的方式小事化了。为了满足希特勒的意愿，我给克卢格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如果我在慕尼黑的态度对你造成了伤害，那么我对此表示歉意；但同时我也指出，我之所以那样做，是因为你在1941年对我进行了恶意中伤，而他一直没有任何表示。

在坦克制造方面，4月继续按照我的要求生产四型坦克，一直到“黑豹” 坦克批量生产，月产量提高到1955辆。同时，我还安排像卡塞尔、弗里德里希港、施韦因富特等地的几个主要坦克生产厂，加强坦克防空装备的生产。我5月4日在慕尼黑做的报告中，还建议为这些工厂建造备用的生产车间，但遭到施佩尔第一助手绍尔先生的反对。他认为，没有必要建造备用的生产车间，因为敌人空袭的主要目标是飞机制造厂，敌人不会在摧毁了飞机制造厂之后再去轰炸坦克制造厂。

5月10日，希特勒回到柏林，把我叫到总理府商讨“黑豹”坦克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无法按期完成任务。为了填补欠产的缺额，商定到5月31日前将原来生产250辆的计划提高到 324 辆。会议结束后，我握着 希特勒的手问道，能不能让我直言不讳地说几句话。他答应了。于是，我恳求他，放弃东线的进攻。

我说，你也已经看到了我们现在的作战已十分困难，再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肯定得不偿失，同时也严重影响西线的防御准备。我最后问他：“您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在东线发动进攻呢？”

凯特尔却突然插话说：“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必须进攻！”

我回答：“难道您认为，随便什么人都知道库尔斯克在哪儿吗？我们能不能占领库尔斯克，与世界毫不相干。我还是要重复我的那个问题：我们今年在东线发动进攻，到底图的是什么？”

希特勒接着说：“您说得一点也不错。我也是每当想到这次攻势时，总感到心里没底。”

我说：“这说明您对形势的感觉是正确的。把这个事扔到一边去吧！”

希特勒向我担保，他不会被这件事情牵着鼻子走，谈话就这样结束了。除了已去世的凯特尔之外，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装备部部长绍尔先生可以作为这次谈话的人证。

第二天，我乘火车到达勒岑，我的司令部暂时设在那里。5月13日，与施佩尔进行了一次谈话。当天下午向希特勒汇报。5月14日，陪希特勒去视察“鼠”式坦克的木质样车，这种车是由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公司设计的，装备了一门150毫米口径火炮，全重175吨。

不过，按照希特勒的一贯做法，他肯定还要对其进行多余的修改，因此这种车将来的实际重量可能要达到200吨。由于这种车的模型没有装备用于近战的机枪，所以我否决了这种坦克的设计方案。它与波尔舍设计的“虎”式“费迪南德”坦克，犯的是同样的毛病，不适用于近战。

然而，近战对于坦克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在与步兵实施协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因为除了我之外，所有在场的人都对“鼠”式大加赞扬。这预兆着它将来又是一个“庞然大物”。除了“鼠”式，还有一种由福马克公司设计的反坦克自行火炮，也是木质模型，用的是四型坦克的底盘，高度仅为1.7米，很适于在边境的地形上使用。此外，还展示了装备重型步炮的自行火炮，以及一种37毫米口径双管自行高炮的模型。

我在参加完这次展示会之后便飞回柏林。

5月24日和25日，我去视察位于莱塔河畔布鲁克的第654装甲营。这个营装备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波尔舍公司的“虎”式坦克。接着，去林茨参观生产“黑豹”式坦克和高炮的尼布龙根工厂。然后，5月26日我又从那里飞往巴黎，去视察装甲兵营长集训班。27日，我去视察位于亚眠的第216装甲营，28日视察位于凡尔赛的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与驻南特的第14、第16装甲师师长见面。

最后于29日参观了圣纳泽尔要塞，亲眼看到了大西洋壁垒的防御能力。可是，参观所得的印象与我听到的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差距实在是太远了，不免大失所望。30日我便飞回柏林。31日，前往因斯布鲁克，与施佩尔会商。6月1日，到格拉芬沃尔参观第51、第52“黑豹”式坦克营，同一天返回柏林。

正当此时，国防军总司令部不知怎么突发奇想，要把第1装甲师调到希腊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去充当对付英国登陆的哨兵。这个师刚刚补充满员，而且它的坦克营是第一批装备新型“黑豹”式坦克的部队，是我们最强大的预备队，可现在却拿它当试验品送到偏远战场。

我立刻提出强烈抗议，同时指出派一个山地师会更适于希腊。而凯特尔却提出一个荒诞的论断。他说，山地师需要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来解决马匹的饲料问题，而我们没有这么多的运输工具。我无法和他辩论，但经过我的竭力阻止，“黑豹”式坦克暂时没有被运往希腊。此后不久，一位被派往希腊勘察地形的装甲兵军官回来后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高架桥根本不适合“黑豹”式坦克的运用。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才最终批准了我的建议。如果没有第1装甲师，我们不久就会在俄国战场吃尽苦头。

对于“黑豹”式坦克的现状，我一直放心不下。6月15日，我又一次来看“黑豹”式坦克的装备情况，发现它的侧传动装置尚未就位，光学仪器也存在着毛病，总体看尚未到成熟阶段，投入东线战场为时过早。于是，第二天，我就把我的这一顾虑向希特勒提出。

在慕尼黑的四季饭店，我听取了隆美尔元帅关于非洲战场的作战经验。 晚上，我飞回柏林。18日，去特博格参观炮兵武器，同日又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汇报。为了把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全面地向希特勒做出报告，中途我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次去考察第51、第52装甲师。我发现，除了坦克本身的技术性缺陷之外，指挥官对这一新式坦克也不熟悉，而且还有一部分指挥官不具备足够的作战经验。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未能阻止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长发动这场多灾多难的代号为“堡垒”的攻势行动。

非洲战场随着5月12日突尼斯的投降而最终失掉了。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被推翻，并被逮捕。巴多里奥元帅受托组阁，意大利退出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正当南欧发生这些事件，以及战争日渐逼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在东线发动了攻势，而这场攻势无论在装备上还是在准备上都极不充分。在南面，有十个装甲师、一个装甲步兵师和七个步兵师从别尔哥罗德地区出击；在北面，有七个装甲师、二个装甲步兵师和九个步兵师从奥廖尔西部地区出击。德国陆军把凡能搜罗到的进攻兵力都投入了这次行动中。本来，在慕尼黑时希特勒对这次行动还表现得犹豫不决，可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促使他下决心发动这次进攻，或许陆军总参谋长的压力是起决定性影响的因素。

进攻于7月5日开始，所运用的方式还是老一套，俄国人对此早已熟悉， 因此对德军的进攻早已做了充分准备。本来有两个方案可供希特勒选择，一个是经谢夫斯克攻击俄军的突出部；另一个是从哈尔科夫向东南，突破或摧毁俄军的防线。但为了迎合蔡茨勒的计划，希特勒放弃了上述两个方案。按照蔡茨勒的方案，在季姆方向从两面包围俄军的突出部，重新夺回东线的主动权。

7月10日和15日两天，我先后到担任包围任务的南线和北线进行了视察，经过与现地装甲部队指挥官交谈，对整个行动的进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发现我们在进攻方法上和装备上都存在缺陷。在实际作战中，证明我对“黑豹”式坦克不成熟的担忧并非多余。

同样，莫德尔集团军所使用的90辆波尔舍“虎”式坦克也不能满足近战的需要。因为，这种坦克只能携带少量的弹药，而且由于没有装备机枪，所以当它突入敌人步兵连作战地带后便无法发挥其效能。结果，既不能摧毁或压制敌步兵火力或机枪火力点，又无法使已方步兵伴随坦克一起冲击。等它们冲进俄军炮兵阵地，已变成孤军作战。

尽管魏德林的步兵师作战英勇顽强，付出重大牺牲，但也无法利用坦克所取得的进展而扩展战果。莫德尔的进攻向前推进了十公里后，不得不停止。在南面，进展虽然比较顺利，但也无法切断俄军突出部位的阵地，或迫使其后退。7月15日，俄军开始对奥廖尔进行反击。敌人的反击极大地牵制了我们的进攻。8月4日，我方被迫放弃奥廖尔。同日，别尔哥罗德也被敌人攻占。

到这一天，位于奥廖尔东北面的祖沙河-奥卡河阵地已饱受俄军狂风暴雨式的攻击。这个阵地是我于1941年12月为我的第2装甲集团军选择的，我曾率领集团军进入这个阵地。也正是因为这个阵地，引发我与希特勒之间的冲突，而后又被冯·克卢格元帅利用，将我拉下台。

“堡垒”行动的失利，使我们遭受了一次重大挫折。我们费尽艰辛整编而成的装甲部队，其人员和装备均遭受重大损失，很难在短时间恢复元气。现在很难预计，这些部队能不能很快复原，及时用于东线的防御，特别是用于第二年在西线抵御盟军的登陆。很显然，俄国人可以对这次行动的战果加以充分利用，东线自此再无宁日。主动权已转向敌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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